当《三体》中罗辑询问空中飞车是否耗能时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永远有电”——这不仅是科幻的浪漫想象，更是人类对无限能源的终极渴望。如今，这一愿景正通过可控核聚变技术加速走向现实。作为全球能源革命的“终极方案”，可控核聚变因其单次释能可达现有能源千万倍、且不产生高放射性废物的特性，被冠以“人造太阳”的美誉。
国际能源领域曾流传一句戏言：“核聚变离商业化永远差50年。”这一魔咒源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（ITER）的波折历程。该项目1985年由美、苏、日、欧盟启动，原计划2005年实现能量增益因子Q=5，却因苏联解体、西方政权更替多次延期。根据2025年最新进度表，ITER需到2030年才首次测试等离子体，2040年后方能推进商业化验证。与此同时，美国近十年将科研重心转向金融与AI，核聚变研究仍停留在“等离子体线性实验”阶段。
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中国通过四代科研团队接力、40万次实验实现了“弯道超车”。1958年起步的中国核聚变研究，1974年建成首台自主托卡马克装置CT6，此后在合肥的EAST装置不断刷新纪录。2025年1月，EAST创下1066秒长脉冲运行世界纪录，并完成“1亿摄氏度1000秒”高质量燃烧实验，为全球研究提供关键数据。更令人瞩目的是，同年5月启动总装的合肥BEST装置投资85亿元、占地15万平方米，目标2027年开展氘氚实验，冲击全球首个Q>5的燃烧等离子体托卡马克。
这一突破的背后，是“科研+市场”双轮驱动的体制创新。BEST装置的股东结构涵盖国资、央企、中科院及社会资本，标志着中国核聚变产业进入新阶段。《自然》杂志2025年8月刊文指出，中国在反应堆材料、部件开发上的速度与专注度“难以被超越”。例如，西部超导成为全球唯一实现铌钛体系“铸锭—线材—磁体”全流程商业化的企业；上海超导为“洪荒麒麟”托卡马克供应全部超导带材；国光电器生产的偏滤器已应用于“中国环流三号”和EAST装置。
从产业链看，可控核聚变已形成清晰格局：上游为特种材料，中游聚焦磁体、真空室等核心设备，下游对接核电站运营。据中信证券测算，2025-2030年中国市场规模将从35亿元增至180亿元，全球同期约440亿元。中游三大赛道中，磁体系统是约束等离子体的“心脏”，联创光电参与的“星火一号”项目、上海电气完成的HH70主机制造均体现自主化突破；真空室作为反应“容器”，中洲特材的钴基、镍基材料通过中核认证，长福股份等企业成为阀门主力供应商；核聚变电源占资本开支8%，英杰电器提供的磁场电源精度达百万分之一，艾克赛博的加速器电源已用于多个实验装置。
全球核聚变投资在2024年进入快车道，全年融资达71亿美元，美国25家公司占据半壁江山。但中国凭借实验堆进度领先和产业链自主化优势，正在改写游戏规则。2024年10月，国资委将可控核聚变列为“重点未来产业”；2025年，中国核电、浙能电力向中国聚变能源公司增资17.5亿元，中核集团借核工业70周年契机加速项目落地。这些布局显示，可控核聚变已从实验室走向“十五五”规划的超级工程。
尽管2030年前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发电仍不现实，但试点项目启动概率大增。正如两三年前还处于概念阶段的机器人产业，如今已广泛进入工厂，可控核聚变正沿着相似的轨迹发展。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规划连续性、产业链完整性和长期投入决心——从《三体》的科幻畅想到合肥的实验突破，再到企业集群的深耕，这场能源革命的背后，是一个国家抢占未来制高点的战略定力。